“平庸之恶”比邪恶还可怕
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大焕点睛 Author 童大焕
“平庸之恶”比邪恶还可怕
网络上与人交流，发现很多人无法对事物做出准确、清晰的判断，根源往往在于概念的边界能力非常弱。往往用大而化之的概念，代替准确清晰的边界。而且，越是如此，往往越显得高大上，显得神秘而有学问。
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，基本上也是假大空，与西方思维的逻辑、数字，形成巨大分野。这，也许是文明在后来拉开差距的本质原因。
比如中医，我们说中医是天体物理学，讲究人与宇宙的和谐，天人合一，很高大上吧，简直包容一切。但是它与现代医学相比，一针见血直达本质的功夫真是有天壤之别。
瑞德西韦与中医在中外疫情中的表现，将这个问题呈现得淋漓尽致：
2020年5月13日，美国药企吉利德科学宣布，该公司已经与5家位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仿制药生产商签署了非独占自愿授权协议，将瑞德西韦供应至全球127个国家。这些国家几乎涵盖了所有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，以及一些面临显著医疗障碍的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。中国未被包含在内。
2020年3月22日晚，央视新闻频道《面对面》栏目，董倩专访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、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，讲到“要让中医药漫灌，就是全都给”。
董倩：为什么要用这个词，漫灌？
张伯礼：太多了，病人太多分不清了，分不清你就只能说都给。因为是一个病因，相同的症状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在古代也是用一锅大锅药给大家喝。我们叫通治方或者叫标准方。
董倩：您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中药起到什么作用？
张伯礼：起到了一个隔离的作用，起到了一个安抚人心的作用，起到了一个把它鉴别的作用。
董倩：那您觉得您的药，更多的是心理抚慰，还是说真起作用？
张伯礼：真起作用，加上心理抚慰，治疗的同时加一点抚慰，让病人觉得最起码我吃药了。
这个比较之所以有意思，是你会发现，我们在处理诸多问题上，几乎处处都有中医“模糊思维”的影子。
人不思考，不管在哪里、不管在什么环境下，都容易陷入“平庸之恶”。
比如，即使在美国，也有很多人把比尔盖茨视为冠状病毒制造者，仅仅是因为他在2015年做过关于病毒是人类未来最大敌人的演讲。
中国环境下，也有很多人不思考或者不善于思考，被各种阴谋论、病毒起源说弄得晕头转向。
最新例子是：日本“亚洲通讯社社长”徐静波告诉大家：日本政府的医疗检测机构，从2019年1月至3月的血样中，检测出了新冠病毒的阳性抗体。这一消息是谁宣布的呢？不是一般的人，而是日本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！
实际情况是：
为了确认检查棒的准确性，日本对被认为新冠病毒尚未发生的2019年1-3月采集并保存的500人的献血进行了调查，结果2人显示阳性。
这句话被误读或故意误读成2019年1至3月就出现了阳性抗体。
正确理解是：已经有足够的流行病学证据排除了2019年1到3月新冠病毒在日本发生的可能性。现在是用这种完全不可能有新冠病毒的血样，反过来检测检查棒的误差率。有人说，也许用酱油，数百份酱油，也许也能检测出“阳性抗体”。这其实是“伪抗体”。
可见，词语、概念边界清晰的重要性，这是理性思考、独立思考的第一步。
当然，制度环境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。在一个信息封闭、不喜欢、不允许独立思考的环境下，独立思考能力会成为社会的稀缺能力。
但是，良好的逻辑思考能力、思考方法，作为一种文化基因，在中国人的传统里，的确一直是匮乏的。
以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对应欧洲的希腊时代为分野，思维方式的基因已经深深地打下。
这也是公元1500年来，中国一直缺乏造福全球的重大创新的原因，也是缺乏良好的制度选择和改进能力的原因。
那为什么公元1500年到公元2008年中国缺少改变世界的发明（后来有屠呦呦的青蒿素）？
那是因为工业革命之前，全球都停留在凭经验理性过着基本的、落后的农牧业生存方式的时代，人绝大部分时候靠天、靠经验吃饭；
进入工业革命以后，主要靠逻辑理性吃饭，中国就开始逐渐落后于世界了。
也有人认为，宗教信仰才是根本的。有人转了“（刘）亚伟说”：
本人以为，基督教对于人类文明最直接影响，是彻底解构和消除了人们“自以为义”“自尊为圣”的道德优越感：你们是一群罪人，你们能有的智慧是自私自利和趋利避害，你们最高的智慧就是敬畏、谦卑与知无知。
这个教义成为了现代政治文明秩序的逻辑起点：在这样一个个罪人组成的世俗社会里，必须依靠刚硬的制度约束，在用权力制约权力的同时，还须以规则造成一个惩罚性社会环境：欲望让你生出的作恶念头刚刚出现，就会有第二个念头来警告你，让你马上想到规则和制度的存在，意识到不那么做才符合自己的利益。
如果在上述意义上肯定宗教的重要性，其本质就是两点：
首先，恐怕必须是告诉大家“人人都是罪人”的教派；这是自我谦抑的前提。
其次，其教义的本质，是让人知无知。知道自己是无知的罪人，从而努力去求知去思考。这，与阿伦特的“平庸之恶”不谋而合。
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上的瞩目人物汉娜·阿伦特在旁听并评论手上沾满鲜血的纳粹高官阿道夫.艾希曼审判的时候，没有按社会和朋友们所期待的那样，对艾希曼进行简单的谴责，而是通过更深邃的透视，对悲剧产生的根源进行深思，认为艾希曼的恶，是因为丧失了思考的能力，而这就是阿伦特对“平庸之恶”的论断。
阿伦特没有把艾希曼描绘成恶魔，这已经让犹太人不满，更让他们愤怒的是阿伦特不仅批判了发生于纳粹德国的“平庸之恶”，而且笔锋一转，指出在犹太人当中存在的“平庸之恶”。
阿伦特认为，之所以会有六百万犹太人遭受屠杀，与犹太社区的领袖同纳粹的合作有密切关系。同时，整个犹太社会对于大屠杀也保持着一种沉默，没有勇气去反抗。这种对邪恶行为的沉默和纵容，也是一种“平庸之恶。”
她的五篇报告在《纽约客》上刊登之后，引起轩然大波。阿伦特的同事及朋友反对她出版关于艾希曼审判的书籍，以色列甚至专门派人到美国威胁阿伦特。她最亲密的犹太复国主义战友在垂危之际，也不愿意原谅她。
围绕着阿伦特，在美国、欧洲和以色列展开了一场场辩论，很多亲密的朋友因为阿伦特的观点激烈争辩乃至决裂。
事情发展到高潮，学校高层找阿伦特谈话，要她放弃教职。
阿伦特以公开辩论来回应各界对她的指责。辩论会上，阿伦特再次阐述了思想的重要性。她说：
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来，人们通常把思想称为一个人和自己有声无声的对话。如果人放弃了这种自我的对话，便不能做出道德判断；如果人人不愿意思考，便会使大规模的犯罪成为可能。思想的外在表现不是知识，而是分辨是非和美丑的能力。我希望在那些罕见的和千钧一发的时刻，思考能够赋予人们预防灾难的力量。
尽管，血腥残酷的20世纪已经成为故纸堆上的历史，但“平庸之恶”的幽灵并未消散——权健公司中，那些每天贩卖有害保健品但从未想到举报的人是“平庸之恶”；某互联网公司中，那些用搜索排名技术向大众推荐“莆田系医院”的程序员是“平庸之恶”；这次疫情中，那些为了利益不顾底线的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是“平庸之恶”......
阿伦特提出‘平庸之恶’，并不是想说谁的责任更大，或者用制度之恶遮蔽个人之恶，她重在探讨集体罪恶和个人责任之间的关系。这是所有人都会面临选择的难题。
为识别、消解“平庸之恶”，先知书店力荐阿伦特作品集。阿伦特不仅是“平庸之恶”的揭示者者，更是“极权主义”的掘墓人。图书市场上，阿伦特作品的版本较多，翻译和出版的水准也良莠不齐，再加上近年来其作品陆续绝版，收藏她的作品越来越困难。先知书店经过一年时间努力，有幸集齐阿伦特最经典的作品，推荐给书友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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